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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、山中王孙归来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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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阎行携获胜之师,以及俘虏的张济士卒返回安邑之后,没有急于论功行赏,他知道自己眼下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完成,自己的地盘虽然一时间扩大了一倍不止,可是实际的实力,却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够相应得到增强的。

    比如说赋税、比如说军力,吃的依旧是河东屯田的老本,甚至乎河南生产、民生凋零,河内刚刚经历战事,这两郡都需要河东郡反过来赈济和派出兵马驻守。

    为了收取河内的民心,阎行已经下令免除了今岁河内全境的赋税,而河南地,更是需要输送粮秣刍藁,供应当地的河东驻军,还有赈济境内的诸多流民。

    这样算起来,阎行的实际实力短时间内,不但不是膨胀扩张,反而是因为地盘翻倍,在粮秣、兵马上变得有些拮据起来。

    当然,按照严师等文臣对河南、河内两地的土地、人口测算,河内郡受兵灾程度还不算严重,到了明年应当就可以正常征收赋税,同时依照傅籍征召民役,训练士卒了。

    而河南地的恢复则要慢上许多,不管是从招抚流民、恢复生产上来讲,几乎都是从零开始的,就算是大规模借鉴河东郡的经验,实行屯田,初有成效至少也需要再有两三年的光景。

    具备优势的是,河南地作为本朝的京畿地区,不管是阳渠水利,还是近郊田地,都是肥沃便利的所在,加上“周人之俗,治产业,力工商,逐什二以为务”,河南地借助着四通八达的地理位置,也是发展河东池盐商业的好位置。

    待到两三年后,阎行彻底消化、巩固了三河之地,那他的实力就将跃上一个新台阶,成为了一个能够与河北袁绍、关中李傕、郭汜这些势力全面抗衡的庞然大物。

    而这些的前提,都建立在天时人和上,阎行相信自己麾下文武的军政才能,但也有一些事情,是不受人力所控制的。

    比如说旱灾,如果说接下来的旱灾持续不断,那么不仅河内、河南两郡的生产、民生恢复会陷入迟滞,连同欣欣向荣的河东郡也有可能陷入到了饥荒的灾难之中。

    幸运的是,今年八月份,终于开始天降甘露了。

    虽然之前的农业损失已经无可挽回,各地的民生也不可能因为一场雨水就能够改善多少,但至少这是一个好兆头,特别是对于刚刚扩张了地盘领土的阎行而言。

    携带着今岁喜降甘露的喜悦,阎行赶到了河内境内的野王。

    张杨虽然消灭了,但不代表河内就平定下来了。

    接下来,河内的士民以怎样一种姿态,来对待这些进入境内的河东兵马,关乎到了阎行对河内的统治根基。

    为此,阎行需要亲自面见一个人,他就是常林。

    常林年少尊亲面斥父友、在王匡手下解决自己的叔父、在上党协助陈、冯两家抵御张杨的袭扰,可以说,他年长之后的威名,全是抗拒在任的河内太守的强权得来的。

    但也正因为如此,常林的名气,在河内的很大,不畏强权的事迹在河内的士民妇孺中广为人知。

    阎行入主河内,不想重蹈前面两任太守王匡、张杨的覆辙,他们以强权刑罚、兵马刀兵来压制河内的士民,巩固自己的地位,虽然能够得一时安稳,但是长久的隐患众多。

    河内衣冠逃离、黔首侧目,这就是张杨虽然坐据了河内这个大郡,却在短短时间内,就被来自河东的大军彻底消灭的重要内因之一。

    他能依赖的只有那一支他带来的并州兵马,一朝战败失利,被河东大军打残,张杨就失去了所有翻身的机会。

    阎行鉴于如此,已经决定了,要上表长安朝廷,以常林为河内太守,推行以“河内人治河内”的制度。

    这虽然和桓帝时的“三互法”,即地方官员籍贯回避制度相互违背,但是阎行坚持“有非常之人,然后有非常之事,有非常之事,然后有非常之功”的观念,依旧下定决心,在战后连续三次修书前往上党,邀请常林前来野王一晤。

    身在上党的常林,思虑再三之后,就启程下太行陉,进入河内,前来野王与阎行相见。

    究其原因,除了阎行信中所言的上表长安朝廷,请授自己“河内太守”一职之外,常林还有另外的一番想法。

    他想要亲自来见一见这位近来在三河之地声名鹊起的平北将军。

    与阎行在平定河东之后,才听闻常林在上党抗拒张杨剽掠兵马、拒绝并州刺史高干的事迹不同,身为河内名士的常林却是很早就听闻了阎行的名声。

    只不过阎行的名声、事迹毁誉参半,让人捉摸不透,心生疑虑。

    早在王邑当政河东之时,阎行就有“鬼校尉”的名声,有人说他平贼安民、国之干城,有人说他折辱、擅杀官吏、衣冠,骄横跋扈。

    到了董卓伏诛之后,有人说他是董逆党羽,命在旦夕,结果长安遭难,他摇身一变,摆脱了董逆余党的身份,变成了河东太守、平北将军,还驱逐了王邑、平定了境内大姓豪族的卫固、范先的叛乱。

    再到了当下,依然有人说他屯田安民,是保境安民的“贤太守”,也有人说他“聚谷厉兵”,野心勃勃,恐非并非是国家的良纯之臣。

    这众多的流言传说,造就了阎行本身一个复杂难明的形象:他野心勃勃、好战跋扈,他体恤民生、折节下士,他兵逼长安、乱臣贼子,他保境安民、贤良太守。

    就如同他现下所做的事情一样,阎行若不是野心勃勃之人,就不会冒着安邑被袭击的威胁,征发大军攻占河内郡,可他若是单纯的贪恋权势之人,首先应该做的就是以刀兵、刑罚的强权,来确立、巩固自己在河内的统治。

    而不是像眼下这样,言辞诚恳地邀请自己返回河内,并打算上表长安朝廷,以自己为河内太守,希望倚重自己来着手恢复、治理好河内这个大郡。

    也正因为如此,常林想了多次,觉得自己必须亲自拜谒阎行,见一见这一位众说纷呈的平北将军、河东太守。

    见面结果,不管外界众说如何,野王官寺大堂,两人的初次相见,各自都给对方留下了不错的印象。

    在阎行眼里,这位河内名士,面容清朗,长须飘飘,衣冠佩剑,颇显几分睿智干练之色。

    而在常林看来,这位平北将军有着边塞汉子的雄壮身躯,谈吐尽显豪迈之色,却也知礼平易,待人亲和,不似作伪,不愧是有“贤太守”之名。

    两人交谈甚欢,阎行见到常林并不抗拒河东之心,也欣然有入仕牧守河内之意,也就不再刻意寒暄,而是坦诚向常林询问治理河内的良法。

    常林听到阎行问到治理河内良法,成竹在胸,浅然一笑,捋了捋自己的胡须,开始向阎行说道:

    “为政之要,在得民心,眼下以河内的实情来看,将军若想要获取河内士民之心,不如先从取士用才开始!”

    阎行也露出了笑容,接着问道:

    “哦,取士用才,固我所愿也,愿闻其详。”

    “所谓用非其才、处非其所,必难致治。这些年来,河内的两任太守,或以刑罚立威,或以刀兵迫众,只知兵戎军争之事,一味漠视民生,盘剥士民,使得衣冠远避、黔首侧目,士民苦之久矣!”

    “将军若想革除弊政,恢弘贤德,就应该辟除贤良之士,免除重敛军赋,听闻将军已经免除了河内全郡一年的赋税,这实在是难得的善政,所以林以为,将军当务之急,在于辟除郡中俊杰良才入府,为将军治境安民!”

    阎行收起笑容,叹了口气,慢慢说道:

    “河内地灵而人杰,多有才俊之士,奈何王匡急暴、张杨苛切,致使贤良之士纷纷外逃,我虽欲复招其返郡,辟除入府,奈何各地战乱,音讯难寻,为之奈何?”

    常林见到阎行叹息,笑了笑,也接着说道:

    “将军若有爱才取士之心,何愁河内才俊不纷纷来投,若将军不以林卑鄙,林愿修书为将军招揽逃散他乡的俊杰之士!”

    阎行眼睛一亮,嘴边又露出笑容,问道:

    “先生,真有方法为我招来逃散的河内才俊?”

    常林点点头,认真说的:

    “远的在下不敢说,但往河南避难的杨俊杨季才,前往荆州的司马子华,赶赴黎阳的司马伯达,还有郡中不愿出仕张杨的荀公高,与林还偶有书信往来,林愿说明河内当下的近况还有将军的爱才之心,为将军招揽来贤才!”

    “如此大善!”

    阎行哈哈一笑,他礼贤下士,邀请常林,又不辞辛劳,赶来野王会见常林,其中想要借用的一点,就是常林在河内的偌大声名。

    另外,就是常林在士林中的人脉。这些逃亡各地的名士还偶有书信来往,彼此联络之下,能够对郡中的其他才俊之士多有了解,由此按图索骥,将河内的贤才笼络到自己的麾下,也就事半功倍了。

    只是笑过之后,阎行又渐渐收起笑容,认真地对常林说道:

    “胡马依北风、越鸟巢南枝,山中险恶,王孙岂可久留。只是先生刚刚也说过了,用非其才、处非其所,必难致治。艳也听闻名士韦著、向栩的前事,值此兵戈四起、国难之时,彻夜辗转,恐辜负朝廷安境牧民所托,生怕用人不当,不仅落得了“有爱才之心,却无识人之明”的笑柄,也会害了刚刚安定下来的河内百姓!”

    当此大争之世,群雄逐鹿、四方纷扰,阎行推崇的是曹操的那一套富国强兵、唯才是举的定霸制度,而不是向刘表那种招揽四方贤才,却惜乎不能用其所长的徒有爱才名声。

    他相信常林能够招揽来一批名士才俊,可也担心其中有两类人,一类是名不副实、徒有其表的高堂阔论之士,一类是结党营私、包庇境内大姓豪强的私利之士。

    这两种人,都是阎行用人取士的大忌,阎行虽然愿意听从常林的建议,也在士林中得个“礼贤下士”的爱才名声,可是却不想有这两类人来腐蚀河内这块自己大军辛辛苦苦打下的,在自己的计划中有重大作用的领地。

    正因为如此,阎行也毫不讳言,用韦著、向栩这两个人的例子,来说明自己的顾虑和底线。

    韦著,是扶风人。韦氏为三辅冠族,韦著也以年少高才、避世不仕而获取了隐士、高才的偌大名声,大将军梁冀、孝桓帝接连征辟,他都拒不应辟,使得自己更是声名鹊起、名动海内。

    可是到了灵帝之时,宦官势大,诏书逼迫,韦著却抵挡不住压力,反而在其他隐士拒不同流合污的情况下,出仕为官,尔后又被爆出了妻子骄恣乱政的丑闻,使得他的名声大损,于是返回家乡,又被奸人所杀害,隐士们都以他为耻。

    如果韦著还属于那种守不住底线、又管束不了妻子的假隐士,那同常林一样身为河内人的向栩,则可称之为名不副实、高堂阔论的庸才了。

    向栩自诩狂生,不好语言而喜长啸,言谈举止异于常人,也是在灵帝之时,因为多次拒绝郡府、公府辟除,营造出了偌大的高才贤士的名气,直到了朝廷天子特征之后,这才勉强受诏,出仕为官。

    这个向栩在议论朝廷大事的时候,侃然正色,高堂阔论,百官惮之。可是到了黄巾之乱,张角兵起的时候,需要真正知兵事、能实干的将帅前往河北平定乱事的时候,向栩却认为不需要发兵,只需要派遣将吏在大河上向北诵读《孝经》,那些叛乱的黄巾贼就能够得到感化,自己灭亡。

    这种咄咄怪论,自然引起了朝廷上下的一致不满,向栩随后也被张让诬为与张角相互勾结,送到了宦官掌控的黄门北寺狱,在狱中处死了。

    常林听了阎行的话,脸色微变,当即起身,正色说道:

    “韦著临危忘志,苟利妇人,为士人所不齿,向栩狂生窃名,言谈误国,林也耻与同郡,今日为将军推荐的,都是贞节贤良之士,将军若是相疑,那请罢今日欢宴,林自请辞去,返归上党山中躬耕,不复谈言河内政事!”